八月,骄阳似火,赫赫炎炎。萨拉乌苏河静静流淌,守候着它的有缘之人。
8月14日,前来参加“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的170多名考古学各领域专家学者来到萨拉乌苏遗址,实地探访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考古现场、考古保护棚,共同重温百年考古历史、探讨最新挖掘科研成果、畅想古人类研究发展前景。
萨拉乌苏遗址是享誉世界的第四纪地质遗迹出露地。2021年,乌审旗着手规划建设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该馆坐落于乌审旗无定河镇萨拉乌苏村,项目总投资 8349 万元。博物馆展陈分为筚路蓝缕百年路、重返河套人家园、打捞河套人秘密、探访我们的祖先、铺筑通向未来路五个板块,累计展出各类展品29 件,其中包括:手铲、铁掀、探铲和小洋镐等考古工具 44 件,萨拉乌苏大剖面、湖相沉积、河湖相等地质地貌展品 20 件,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等古动物化石 107 件,打砸器、刮削器等石器及骨角器化石105件,人头骨化石模型 53件,另外还有 5D 电影《“小萨”和他的朋友们》、萨拉乌苏动物群大场景、鄂尔多斯地区人群变迁和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互动沙盘等多媒体展示12 项。博物馆的建成将对更好地保护萨拉乌苏遗址、阐释萨拉乌苏价值、传承河套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叶夫格尼·雷宾教授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他和夫人都是旧石器考古研究工作者,参观了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雷宾对当地对遗址的发掘建设和保护工作非常赞赏,他说:“我们参观过很多博物馆,我认为这是一个最现代、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史前博物馆之一,它由很多高规格的技术组成,不仅普通人可以很享受,专业研究者也可以受益良多,你们真的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
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对于研究人类演化特别是智人的演进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22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鄂尔多斯牙齿”,1923年在邵家沟湾开启了对萨拉乌苏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此后数十年,由于战乱、气候、人类活动等各种原因,桑志华等第一代萨拉乌苏挖掘者发现的古人类遗迹逐渐被掩埋黄沙之下。近百年来虽经多年考察寻找,包括1980年对范家沟湾的第二次发掘,并未有人找到其确切的位置。
2021年起,又一批专家学者对萨拉乌苏遗址启动了第三次正式的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福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员,萨拉乌苏遗址博物馆的很多展品都是他发现的。
在考古现场,陈福友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号文、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周力平对“地层”展开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只有先搞清楚地层,才能确定挖掘出来的化石、石器处于什么年代,才能理顺古人类的历史。”同号文说。
第三次正式发掘在邵家沟湾地点确认了主文化层的准确层位,并在主文化层之下,又发现一个新的文化层,两个文化层均发现打制石器,扩展了对遗址文化序列的认识。两个遗址点的发掘都形成了地层准确的考古剖面,厚度均超过5米,为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环境、古地貌、古气候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地层。同时出土大量木炭、烧骨、动物碎骨等文化遗物,部分碎骨上有明确的人工痕迹。
“两个文化层代表在不同时期,萨拉乌苏有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演化过,这些动物碎骨上的人工痕迹非常细致,石器也很精美,而且这些石器的原材料不是当地的,是从较远的地方运输过来的,这些都证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非常聪明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
石器,是打开古人类文明历史密码的钥匙,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石器尺寸小、制作精美。“河套人”在制作石器时,先从母体石核上剥离石片,再将石片进一步加工成不同类型石器。“萨拉乌苏小石器已经出现了‘预制’和‘工序’,可以说形成了当时意义上的产业化,而且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向北是蒙古高原,向西北通往欧亚大陆,通过石器制作水平的一个对比,我们也可以去探讨远古人类迁徙和交流的情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侯亚梅说。
此次发掘,在邵家沟湾遗址点重新确认了1923年法国学者发掘的准确位置,纠正了之前将其鉴定为王氏水牛发现地的错误认识。现在这里建起了考古保护棚,致敬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追寻者。
“20世纪30年代曾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质疑我们中华五千年文化史,质疑夏朝、商朝的存在,但是通过近些年我们考古工作的进步,通过萨拉乌苏‘河套人’遗址,至少已经可以证明,中华大地上文明的痕迹可以追溯到距今5至10万年的晚更新世时期。今后我们还会不遗余力地继续证明下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说。
就像本次“河套人”发现100周年国际论坛的主题所说的:探寻文明根脉、增强历史自觉、筑牢自信根基,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探秘历史,也成为历史。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