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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史志
  

  《伊克昭盟志》修志始末

  (一)

  清代以来伊克昭盟地区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蒙古历史学家。蒙古历史三大巨著之一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都诞生在伊克昭盟地区。这两部巨著勾陈蒙古历史,以北元蒙古历史和漠南右翼蒙古活动为祥,其中较为详实地记录了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历史,是伊克昭盟地区本籍编修历史的首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编修地方志工作。伊克昭盟在五、六十年代也有过这样的动议。1962年,时任伊克昭盟副盟长的奇忠义、民政处处长冯子谅和盟行署秘书陶志一三位同志合作编写了《伊盟历史沿革史》初稿。不幸的是这部书稿在“文革”动乱中散失。

  1978年6月,盟政协副主席奇忠义同志便向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建议编修《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得到了盟委书记千奋勇的支持。1979年9月25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以伊党发〔1979〕第33号文组建了以盟委副书记赵旭为主任、奇忠义为总编辑的《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编审委员会。

  《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的编修工作是伊克昭盟第一次由党委、政府组织的史志编修工作。这项工作以伊克昭盟政协文史办公室为基础,开展编写《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的前期工作,拟定了写作提纲,向1935年前后到伊克昭盟开展革命工作的高增培、田万生等几十位老干部征集了革命回忆录。《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是编纂《伊克昭盟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写好《伊克昭盟志》的重要前提,对《伊克昭盟志》的编纂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

  到1983年,《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编审委员会和伊克昭盟政协共征集《伊盟革命回忆录》文献40余万字,出版了时任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陈育宁关于伊克昭盟地区历史的论文汇集《鄂尔多斯史论集》15万字。1982年开始,由《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编委总编室着手编辑了系列文集《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由奇忠义任主编,王仁定、赵继之、梁冰任编辑(1986年后有伊克昭盟地方志其他编辑参与编辑),共编辑出版《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8册,内容涉及历史沿革、建制沿革、民族宗教、风俗习惯、水文地质、生物、蒙旗制度、蒙医药、传统文化等方面近200余万字。

  (二)

  1982年7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宾馆举办的中国地方志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地方志专业培训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杨达赖率全区12个盟市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除部署全国修志工作任务外,把重点放在培养地方志撰修专业人才上。应该说,这次会议是内蒙古自治区及各盟市进行修志工作的发端。

  1983年1月23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伊克昭盟行署决定将《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史》更名为《伊克昭盟地方志》,任命盟委副书记赵志宏为伊克昭盟地方志编审委员会主任,奇忠义为总编辑,耿飞熊、梁冰为副总编辑。

  伊克昭盟地方志总编室在编委会的领导下,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编纂地方志的要求,积极开展了编纂《伊克昭盟志》的前期工作。以伊克昭盟政协文史办公室已经开展的工作为基础,陆续内部出版了《伊盟革命回忆录》第一、二集,《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8册,《“独贵龙”运动史料》(蒙文)一册。这些成果为《伊克昭盟志》必须涉及的近现代史料积累了资料,并对蒙旗制度、藏传佛教、土地开垦、地质矿产、水文、生物等学科进行了专题研究,为伊克昭盟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同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成立,并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是为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工作的正式开始。由于伊克昭盟地方志工作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自治区的表扬和鼓励。

  (三)

  1985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通知精神,中共伊克昭盟党委决定将伊克昭盟地方志编委会总编室改为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梁冰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开始形成。

  同年10月9日,盟行署第94次盟长办公会议决定,调整盟地方志编委会组成人员,副盟长李崇义任编委会主任。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为伊克昭盟行署处理地方志事宜的职能机构,编制由6人增为10人。其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志编委会统一领导下协助总编编纂《伊克昭盟志》,对旗市和盟直有关部门修志进行协调、指导和综合审定等。

  同年12月,盟行署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部署了全盟地方志编纂工作。盟地方志编委会主任、副盟长李崇义与8个旗市和盟直56个单位负责人签订了修志合同书。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各旗、市志和盟直机关各部门的专业志要以《〈伊克昭盟志〉纲目和凡例》列出的章、节为基本内容,并对志稿质量和完成任务的时间提出具体要求。这种责任制形式对促进专业志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此,地方志工作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发展阶段。地方志事业也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

  1986年12月,盟行署任命李济华和王生伟同志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至此建立健全了盟地方志办公室的组织领导机构。

  编修新方志,对全盟来说都是个新课题。因专业志编写人员缺乏修志知识和经验,盟地方志编委会在实行责任制措施的同时,责成地方志办公室对盟直各有关部门的修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1986年3月,盟地方志办公室邀请有关专家从地方志理论和基础业务方面对修志人员进行培训。盟地志办也重视自身建设,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努力提高专业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同时,为培养地志办的业务力量,派1人至苏州大学参加地方志专业短训班学习,并先后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历史、地理学教授和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专家讲授方志理论和传授修志经验。

  为使专业人员了解、熟悉伊克昭盟各方面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办公室把做资料卡片作为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提高了专业人员业务水平。为使业务人员能够承担多专业、多学科的专业志编纂工作,办公室选送6名同志参加了北京函授大学地方志专业的学习,有两名同志参加了内蒙古大学地方志大专班的函授学习。在日常工作中,办公室每周安排半天业务学习时间,从地方志基础理论到编纂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学习和探讨,起到岗位练兵的作用。

  办公室根据每个专业人员的专业特长、写作水平、工作能力,进行工作分工。业务人员分兵把口,将责任落实到各专业志,深入到专业部门写作班子中,了解情况,抓工作进度,促进专业志的进展。历届行署领导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对地方志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编修地方志本身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它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一个间接的补偿过程。对这一基本理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和理解,尤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对地方志这一类文化建设更看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全盟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以后,虽然对各个单位撰写专业志采取了责任制措施,但各个单位情况不同,或个别领导认识不足,或编写人员素质不高,工作进展很不平衡。甚至有些单位把地方志工作看成是一种“摊派”,互相推诿、扯皮,甚至抱有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地方志办公室一方面继续做好宣传工作,利用新闻媒介宣传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加强对各专业志的业务指导,强化行政措施的贯彻落实。盟行署定期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推广先进,对专业志工作搞得好的单位进行表彰奖励。

  1988年召开全盟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将盟直56个修志单位的任务进一步分解,扩大到80个修志单位,使许多二级单位的编写任务直接纳入盟地方志办公室指导。办公室的专业人员根据自己所承担的编纂内容,分别负责对80个单位的组稿及业务指导工作,将《伊克昭盟志》的总体构想,通过各专业人员的工作贯穿到各专业志的撰写当中。为了保证资料长编的质量,盟志办的专业人员直接承担了难度较大的卷章的资料搜集和编写任务。

  《伊克昭盟志》的下限时间原计划搞到1985年,根据工作需要,修志下限延伸到1988年,个别内容延伸到1990年。

  (四)

  资料是志书的第一要素。这是方志界的一句至理名言。《伊克昭盟志》的编纂者经过15年的艰苦耕耘之后,才真正掂出了这句话的分量。《伊克昭盟志》与续修志书的不同在于,它是填补伊克昭盟历史空白的第一部通志,它肩负着说清楚伊克昭盟历史发展脉络的无可推脱的历史重任。从“河套人”算起,伊克昭盟已有35000年的人类活动史,在无任何旧志可寻和没有任何资料基础的情况下,弄清这数万年的历史情况,谈何容易!

  《伊克昭盟志》搜集资料工作从老干部的革命回忆录开始,此后是从“二十五史”中寻找有关伊克昭盟的史料。用浩如烟海表述需查阅资料的广泛状况并非夸大之辞。仅唐朝的200多年,就有《旧唐书》200卷(328万字)、《新唐书》225卷(386万字)。由此可见工作量的巨大。

  《伊克昭盟志》以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见长。在地方志工作的初期阶段盟地志办就特别注重搜集资料,确定了“资料第一性”的编纂方针。起初,打算动用社会力量,用有偿服务的办法做这项工作。经过几年的实践,才发现这并不是完成任务的最佳选择。因为读“二十五史”并非容易的事情,不懂古汉语的人读不懂“二十五史”,即使具备古汉语基础的人,如不了解伊克昭盟的历史情况,也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史料。因为“二十五史”中,除《清史稿》之后的史书中有伊克昭盟这个名字外,其他史书均没有这个名字。从80年代开始,由陈育宁、汤晓芳、义都贺希格、曹永年(笔名王晓纲)、赵继之、王仁定和梁冰诸位分别从不同角度承担了从历史典籍中寻找伊克昭盟史料的重任。

  为尽可能全面掌握资料,总编决定派副总编辑梁冰深入城镇及农村牧区,向各方面的有识之士采访伊克昭盟的口头资料。到内蒙古图书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博物馆以及北京、天津、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研机构遍查伊克昭盟的史料。经他调查采访的人达700余人次,做了450万字的采访笔记,成为伊克昭盟珍贵的活资料。

  在搜集与整理资料工作中,他们还重视蒙古文历史档案文献的翻译整理。从1987年开始,地方志办公室派田华在伊克昭盟档案馆常年查阅、翻译蒙文档案,共翻译整理出近百万字的清朝时期有关伊克昭盟的档案资料。盟档案馆的宝音先生赴各旗调查“鄂尔多斯婚礼”的程序,写出了完整的资料,由白歌乐先生用汉文翻译。派巴特尔到盟档案馆和盟行署保密室查阅、收集大事迹资料,边兆丽负责资料管理工作。

  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已成为研究鄂尔多斯占有资料最全的单位。这将对开展有关伊克昭盟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五)

  1987年秋,盟地志办组织专业人员到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等修志先进地区进行考察学习。根据南方的先进经验,结合伊克昭盟的具体实际,重新调整和部署了地方志工作,对篇目进行了修订和调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盟志篇目。1988年又进行过第二次大的调整。在1991年以后的总纂过程中,对篇目又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与完善。直到审书会后的修改定稿过程中,才把篇目设置固定下来。

  伊克昭盟地方志办公室是一个比较精干的班子,多数人属于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人员素质较好。为使专业人员胜任工作,1990年6月,盟地方志办公室安排旗市志指导和盟志业务考察活动。业务考察的目的是:用全面、系统、翔实、准确的盟情资料,科学地记述伊克昭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最大限度地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使《伊克昭盟志》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考察活动的重点内容为:

  (一)自然环境、地形地貌考察。伊克昭盟拥有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不同的角度称这里为鄂尔多斯草原、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盆地。伊克昭盟地理位置很特殊,“三面黄河一面城(即万里长城)”,属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有草原、有沙漠、有河套平原、有丘陵沟壑、有山川河流、有海淖湖泊。地形多样、地形地貌复杂。物产丰富,幅员辽阔。通过对全盟重点地段的实际考察,使编纂人员对伊克昭盟的自然环境有了直观全面的了解。

  (二)重点历史遗址、文物古迹考察。伊克昭盟是“河套人”的故乡,人类文明的摇篮,历史悠久,文物古迹甚多。伊克昭盟又是革命根据地,富有光荣传统。重点考察了统万城、萨拉乌素河、宥州城、城川、三段地、十二连城等遗址和革命胜地,获得了对伊克昭盟历史发展的纵向了解。

  (三)经济地理、物产物候的考察。重点考察了西部地区的牧业经济、北部河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东部地区的煤炭开采,充分认识伊克昭盟经济的特点,成就和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重要性。

  (四)民情风俗、人民生活、民族特点、社会环境的考察。伊克昭盟有百万各族人民,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鄂尔多斯的历史。实地考察各民族共居、聚居及相互影响的深层内涵,各民族的来源及分布特点,有代表性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生活习俗和居住、服饰、饮食、生产劳动等,从立体层面上了解了各地民俗风情。

  (五)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宗教等的考察。主要从历史文化的演变过程着眼,结合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对文化的影响、制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伊克昭盟的现状。鄂尔多斯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先后有几十个民族或部落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鄂尔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众多的民族活动,推进了复杂的历史演化,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为“神奇的地方”。伊克昭盟地区是个泛神地区,宗教信仰与该地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密切相关。群众信奉佛教者居多,而佛教又受道教和儒家学说的影响,形成释、道、儒杂糅的特点。这次考察,对伊斯兰教和历史上信奉过的萨满教、部分地区的天主教等情况也作了调查了解。另外,还对盟旗边界、行政区域、交通运输等情况进行了考察。

  为了在志书中准确地反映伊克昭盟的历史原貌和历代的建置情况,考证鄂尔多斯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1991年,盟地志办邀请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王北辰、博士研究生张宝秀,对全盟境内10余处古城池进行实地考察,行程2000多公里,跨越全盟5旗1市。通过综合考察活动,不仅拓宽了编辑人员的知识面,而且增强了编纂《伊克昭盟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每个专业人员都为肩负填补伊克昭盟历史空白的重大使命而感到光荣、自豪。

  (六)

  1985~1989年的专业志编纂阶段,盟地方志办公室始终从业务角度强调各专业志是《伊克昭盟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专业志必须按照《伊克昭盟志》的篇目设计进行专业志的编纂。结果各部门编出的专业志稿与《伊克昭盟志》整体构想的差距仍然十分惊人。大部分专业志稿是以各部门为中心纵横挥洒,而忽略了全志的整体要求。长期反复强调的总纂要求,并没有较好地贯穿到各专业志编写人员的思想里去,绝大部分专业志都是洋洋几十万言。要想把这些稿子变成《伊克昭盟志》的一个有机部分,必须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当然,也有个别专业志稿与总纂要求比较接近,但这样的稿子只是凤毛麟角。

  为缩短专业志稿与总编要求的距离,决定由地方志办公室的专业人员在总纂的具体指导下,以各部门完成的专业志稿为基本素材,重新编写专业志稿。经反复考虑,决定由王生伟负责畜牧业、农业、林业、财政、乡镇企业、经济综合管理卷中的计划、统计等部分;杨建林负责人口、工业、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商业、粮油购销、税务、金融、城建环保、人民生活、方言等部分;杨·道尔吉负责民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灾害、水利水保、政党、军事、文化、卫生、体育、教育、科技、宗教、风俗等部分;师和平负责辖区简介、政权政协、群众团体、劳动人事、民政、司法等部分;王兆奎负责经济综合管理中的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管理、标准化管理等部分;李济华参与了城建环保、卫生、军事部分组稿编辑工作;张大勇参与了自然部分的资料搜集与编辑工作。

  部分卷次进入试写阶段后,地志办要求每个编辑人员先编写出一两部试写稿,将编辑人员编写出的志稿互相交换审阅。通过内部互审,发现问题不少。虽然经过地志办长期努力提高业务人员的写作能力,但发现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准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对地方志理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所以编写出的稿件质量有明显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办公室加强了业务培训工作。坚持每周星期四进行一个下午的业务学习,展开讨论解剖麻雀,以增强编辑人员的综合业务水平。将盟地志办的主要业务力量尽可能都投入到艰苦的编辑工作中去。编辑人员通过1989年的试写锻炼,通过长期的钻研业务,驾驭稿件的宏观能力和撰写能力得到了提高。

  尽管如此,经过专业人员编出的稿件,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如编辑人员都参与几个专业的完整的卷次编写,所以往往注重考虑该专业的完整性、系统性,而忽略整部志书的交叉、矛盾、重复问题。也有的编辑人员对部门专业志资料照抄照搬,不加取舍,不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缺乏创造性的劳动,结果给总纂增加了难度。

  由盟直机关各部门分头编写的专业志稿,经过盟地方志办公室专业人员的再加工,使《伊克昭盟志》的资料长编大部分卷章初见眉目。但是,这还不是《伊克昭盟志》的全部内容。有许多带有全局性、综合性的卷、章、节,必须由地方志办公室专业人员去完成。从办公室专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反复斟酌,决定综述、大事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13个部分、区域建置、地名、历史纪要、垦务、革命斗争事略、军事志中的历代战事、文化志中的成吉思汗陵、历代文选、宗教志中的藏传佛教、附录等由梁冰整理,全书涉及的古籍资料,由梁冰辑录、选编、断句、标点、分段、校勘。大事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14部分由杨建林整理,民族、宗教志的萨满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风俗志由杨·道尔吉撰写。辖区简介由师和平撰写。

  编纂《伊克昭盟志》在伊克昭盟历史上是第一次,专业人员编修志书也属于第一次。加之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能否较好地完成本届修志任务,都使人寝食难安。但是,由于本届修志的组织方式、理论研讨、队伍状况、工作实践等因素的制约,陆续出版的志书雷同模仿的现象难以避免。我们在实践中试图有所创新,使《伊克昭盟志》既符合《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精神,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便成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志书创新的思路用尽可能提高志书的学术层次来表述可基本上反映我们的心态。

  随着修志工作的渐次深入,编纂人员逐步认识到,塑造伊克昭盟的完整形象是《伊克昭盟志》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要想完成这个使命,首先必须花大力气去认识和掌握她的历史、现实的生命内涵。这是《伊克昭盟志》成败的决定因素,也是这部宏篇巨著谋篇布局的基本出发点。当认定某些材料是塑造她的完整形象不可缺少的内容时,编纂人员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材料写进书稿中去,即使在卷章设置上遇到再大的困难,这个决心也不能更易。但在实践过程中却经常遇到内容和形式不协调的尖锐撞击。每每遇到这种矛盾,都使编纂人员长期陷入激流漩涡之中,解决的办法大都是跨越一般修志理论界定的领域,找到支撑自己信念的虽与修志理论不完全相符,但又有可能建立联系的表达方式,这就成了史体文字以不同方式应运而生的必然。史志有别,且慎重运用史体,这是长期从事修志工作建立起来的理念,但在特殊情况下觉得不用史体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便义无反顾地大胆实践。这是我们勇于探索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届修志所出志书,有些令人感到大同小异,没多少独创性,特色不明显,很有千志一面的感觉。《伊克昭盟志》从修志开始到成书长达十几年的过程中,围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否在谋篇布局、资料运用、语言文字等诸多因素上做些新的探索,力求写出特点等问题,曾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

  如“概述”的写法,一些志书大都是拼盘式或浓缩式。我们的想法是“概述”应该高屋建瓴,灵活机动,浓墨重彩,从宏观上统摄全书。“概述”应是篇完整的文章,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概述”与志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志文为实事求是的记述,而“概述”体现了行政首长的思考和对观点的阐释,从而增强“概述”的可读性。《伊克昭盟志》将“概述”改为“综述”,由15部分组成,从不同的角度对伊克昭盟地盘上的事物进行高度概括。使这篇“综述”比一般“概述”内容丰富,篇幅长,分量重。

  关于“历史沿革”的写法,《伊克昭盟志》做了比较大的改动。旧志书和近年出的一些新志书中的“历史沿革”大都是程式化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模式中套出来的,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如果《伊克昭盟志》的“历史沿革”也这样写,就会说不明道不清。因为鄂尔多斯地盘大,历史情况复杂,即使在同一个朝代,各个地域的发展演变也不平衡。如果用传统的写法很难表现清楚这种复杂的历史状况,读者也无从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演化过程。

  如前所说,伊克昭盟历史上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到目前为止,有关伊克昭盟的历史还没有一部书将其说清楚。虽然有些学者也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写出一些较有价值的文章,但要么是对某个历史事件的专题性研究,要么是提纲挈领的一笔带过,要么是语焉不详地猜测。如果本次修志还不能解决,脚踏实地地将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一丝不苟地勾勒得一清二楚,那势必造成缺憾。为了增加历史沿革部分的可读性,撰写伊克昭盟历史纪要时,将伊克昭盟的悠久历史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表述。

  伊克昭盟地区属于革命老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活动比较早,有许多老干部在伊克昭盟从事革命斗争及经济建设,他们的丰功伟绩应该载入史册,彪炳千古。在《伊克昭盟志》中如何反映这些问题,我们也做了探讨。按照习惯写法,《伊克昭盟志》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志和人物志将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因资料限制,不可能将那么一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革命大风暴的大舞台上出现的这么多人物写进专章里。因此,我们考虑,在中国共产党党志后加一卷革命斗争事略。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将众多的人物、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记述下来,作为人物志的补充,同时也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党志的内容。

  这些尝试性的突破,仅仅是编纂《伊克昭盟志》过程中的探索,能否成立,是否合理,有待专家学者的评议,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七)

  1988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聘请梁冰为主管业务的副总编辑,在工作量加倍、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梁冰更抓紧了《伊克昭盟志》的总纂工作。到1993年5月,《伊克昭盟志》第一、二册送审稿已印刷完毕,经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伊克昭盟行署研究决定,组成《伊克昭盟志》第一、二册评审委员会。评委会主任:陈启厚(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书记);副主任:贾荣昌(伊克昭盟副盟长)、奇忠义(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副主席)、诸葛计(中国地方志指导组办公室主任)、王北辰(北京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委员:石应蕙、穆向阳、阿云嘎、甘英才、胡道源、董信、李绍钦、王永安、额尔敦巴特尔、梁冰、冯占通、乔布英、柳谦等。

  评审委员会评议审核后,由梁冰对书稿进行完善、充实,作深层次的加工,至1994年5月,总纂工作告竣,由现代出版社于9月10日出版。同年9月23日在东胜市召开了隆重的首发仪式。

  1994年11月17日、1996年11月6日,分别在东胜市召开了《伊克昭盟志》第三、四册及第五、六册评审会。审书会后,由梁冰用6~7个月的时间作最后的深加工工作。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胡道源副编审对本书经济类卷章的编辑稿进行了修改;李绍钦副编审对历史纪要、军事志中的古代战争、文物考古、附录中的历史文献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并补充了宝贵资料;王松年副编审对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质量进行了篇目调整及修改。

  为缩短出版周期和尽量减少输入打印时的错误,向出版社交稿时既交书稿又交书稿软盘。文字稿聘请包殿凯副编审、郝至远副编审各负责一遍终校,志文及表格中的数据,由于延梓高级统计师做最后的审核。

  现代出版社十分注重书稿质量,其高标准要求,严格把关,对提高书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除对书稿进行规定的三审制外,对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再请各方面的专家审稿。专家们提出的疑义及意见,由梁冰来解决。

  从《伊克昭盟志》中大量写作内容集中在伊克昭盟地志办少数专业人员身上及当地财力等实际情况考虑,《伊克昭盟志》共六册,分3次出版。

  (八)

  修志工作开始以来,盟委不仅组建了专门编审委员会,而且陆续动员和组织了学有专长的近三百人的盟、旗市两级修志大军,投入二百多万元资金,历经十五个春秋。于1994年,盟地志办完成了五百万言的《伊克昭盟志》;指导并授权审定各旗市(除达拉特旗)及盟直56个职能部门的七百多万言的志和专业志。伊克昭盟修志工作的主要体会是:

  一、盟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修志工作,并且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时任领导考虑到,修志工作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而是用长时间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宏伟工作。修志工作开始时,盟委明确指出修志原则、具体要求及注意事项。在修志过程中,编辑人员严肃地掌握盟委的指示精神,字里行间体现了党的要求,使志书编纂工作从一开始就纳入了正确的轨道。

  二、根据工作的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赴周边各省市区省会、首府和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馆查阅鄂尔多斯历史资料。在短短的时间里搜集、复印1500余万字的资料,为编纂志书打下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三、修志十多年过程中,尽管盟党政主要领导多次交接易人,但新任领导坚持原有的修志原则和具体要求,同时继续依靠、信任、支持总编以及专职编辑人员的工作。所以我盟的修志班子从始至终一直是稳定的,这是我盟修志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伊克昭盟志》基本做到了完善、全面、准确地记载历史事实,同时充分体现了官方性、权威性,是伊克昭盟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伊克昭盟志》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和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指导,受到各兄弟盟市地方志同仁的热切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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